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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醫藥行業展望:醫保政策決定行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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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醫藥行業展望:醫保政策決定行業發展方向

分類:
行業新聞
作者:
醫藥地理
來源:
pharmadl
2020/01/15 09:00

    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回首過去的一年,發端于2018年政府機構改革之后的成立的醫保局,因為掌握了醫藥市場最為重要的藥械產品價格機制決定權和最終支付權,成為左右甚至引領醫藥市場發展的主要舵手。縱觀過去的2019年,醫保主導的“帶量采購”在年初行業尚有疑慮,中間甚至有部分協會聯手反對,到在年末的最后一天成為2020年醫藥行業最大的確定性事件。

    醫保局自成立以來,先從打擊騙保、套保的治標手段做起,通過帶量采購,醫保目錄調整等機會逐步為行業樹立價值導向的發展理念。在制度建設和改革措施上,醫保局通過財務核查、DRG試點、行業誠信制度等等系列舉措為行業建立新的運營規則。通過價值理念的傳輸和規則制度的設立,作為國內醫療醫藥市場最大的單一機構買方,雖然有部門間的掣肘和制約,一旦醫保通過規則制度和法治體系建設最終出臺醫療服務和醫藥產品的——醫保支付標準/醫保支付價,價格杠桿的巨大威力都將對行業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站在新的起點,筆者認為2020年醫藥行業發展將有以下特點:

    一、增速持續下行

    2019210日至12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繼續重申了高質量發展的主基調,國內宏觀經濟從‘保8’到2020年‘保6’甚至‘破6’都成為可能。在此大背景下,預計2019年中國醫藥行業增速相較2018年將大幅跳水,2019年醫藥行業增速首次低于同期GDP的增速。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作為朝陽行業,決定醫藥行業市場空間和規模的社會的籌資水平和支付能力,而不是所謂的對健康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與需求。老齡化使得醫藥市場需求增加,但是技術進步和社會效率提升不及預期,勞動力減少使得社會財富難以支撐高速增長的需求。唯一的結果就是政府加強干預,推動行業在有限的成本內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這一點中國如此,美國亦如此。

    在支付能力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對于企業來說,未來的市場競爭不僅僅是存量市場之爭,甚至是殘量市場之爭。

    二、內部分化加劇

    與行業增速下滑發展相伴的,是行業內部出現了劇烈分化。以2015年的藥監系統改革為分界,擁有歷史資源積累,快速擁抱新變革和從事價值創造創新的龍頭企業因為各自的資源稟賦逆勢增長。在此過程中,內部的管理能力提升、組織結構演變;以及外部的資本、人才等要素資源也開始快速向頭部企業集中靠攏。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1-11月份規模以上醫藥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實現收入同比增加8.9%,利潤總額同比增加11%。在二級市場,各細分領域的頂級龍頭如恒瑞醫藥、愛爾眼科、藥明康德等從較貴走向了很貴,又走向了更貴,跑贏了估值&增速匹配程度更好的醫藥1.5線或2線龍頭。在一級市場,VC/PE募資難的困境持續傳導到項目端,成功融資的企業數量在同樣隨著創投市場的虛火正逐漸褪去。而此前趕上周期紅利的龍頭創新藥企業因為搭上了港交所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的綠色通道和科創板的政策紅利,而拿到大筆資金,反而有實力將管線產品推向市場,有望成為行業新貴。

    另外,在醫藥零售市場,根據中信證券統計,從2019年初至三季度,全國藥房整體數量共降低了18917家(-16.9%),但是同期上市公司藥房數則增加了3330家(+99.5%),行業整合加速進入快車道,整體行業增速與龍頭公司增速的剪刀差開始拉開。

    三、藥價持續下行

    2018年,國務院政府機構改革國家醫保局成立。按照職責劃分,醫保局掌握了藥械產品價格準入的權杖。作為醫藥市場上最終的支付方,醫保局同樣首先從藥品領域改革。從4+7試點、4+7擴圍到第二批帶量采購;雖然醫保局從未以降價幅度作為衡量帶量采購的成功的標準,但是根據預期,50%以上的降價幅度成為帶量采購的隱形合格線。梳理醫保局領導最新的政策意見,預計2020年藥品帶量采購將成碎片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態勢席卷全國。

 

圖:藥品帶量采購的發展趨勢

    根據第二批帶量采購的文件精神,未來國家將建立常態化、機制化的帶量采購制度,以降低藥品價格,減輕人民群眾的用藥負擔。

    此外,在4+7帶量采購向更大區域和范圍拓展的同時,醫保局初步形成了按照藥品通用名制定醫保支付標準的政策預期。照此發展方向,藥品的醫保支付標準將由此前的以各自廠牌中標價比例報銷轉變成按照同類國產藥品的最低中標價報銷。國內80%以上的處方藥都由醫療機構銷售,價格杠桿的巨大撬動作用必將對生產企業的價格策略產生巨大影響。原料制劑一體化以及成本費用控制能力同樣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四、基藥價值凸顯

    1977年,為了抵御當時的全球疾病負擔;世界衛生組織(WHO)確定了208種基本藥物,用于治療不發達國家的各種重點疾患,如瘧疾、艾滋病毒/艾滋病、結核、生殖健康等疾病;并將目錄藥物作為向貧困地區進行醫療衛生援助的主要產品。目前,WHO的基本藥物目錄已經更新到20版,根據WHO的最新宗旨,基本藥物是那些滿足人群衛生保健優先需要的藥品。其對藥物的選擇考慮到了患病率、安全性、藥理藥效以及可獲得性和可負擔性。

    2009年新醫改啟程以后,實行基本藥物制度成為落實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2018年國家基藥目錄調整,基藥品種由原來的520種增加到685種(西藥417種、中成藥268種)。根據有關部門發布的二、三級醫院績效考核手冊和合理用藥管理意見,基本藥物的購銷使用比例是重要的考核監測指標之一。

    根據20199月發布的47號文(國辦發〔2019〕),提出要通過加強用藥監管和考核、指導督促醫療機構優化用藥目錄和藥品處方集等措施,提升基本藥物使用占比。逐步實現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二級公立醫院、三級公立醫院基本藥物配備品種數量占比原則上分別不低于90%80%60%,推動各級醫療機構形成以基本藥物為主導的“1+X”(“1”為國家基本藥物目錄、“X”為非基本藥物,由各地根據實際確定)用藥模式。

    加上國家談判品種和帶量采購品種,醫療機構的品種選擇余地將變得十分有限。

    五、DRG攪局行業發展

    一直以來,國內醫療機構主要實行的是按項目付費的收費方式,雖然該方式可能存在供方誘導需求加重患者就醫負擔,不利于控費,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能提高臨床醫療服務質量。在降價、控費的大背景下,醫保支付方式改革逐漸被提上日程,按照改革方向預期,未來醫療機構將形成以按病種付費(DRGs)為主,多種方式的并存的支付格局。

    DRG最先誕生于美國,是分類計算技術的副產品,但是在當時美國對醫療成本深入關注的大背景下,迅速轉向對醫療成本管理和支付費率設置方向。1995年美國宣布Medicare按照DRGs支付住院費用。DRG在美國的發展引起各種衛生部門的注意,隨后各國相繼開發自己本土化的DRGs版本和方案。

 

表:各種實行DRG的初衷

   

    雖然各國引進或者推行DRG的初衷并不相同;但是都期望通過以DRG為基礎,改變醫療領域的成本績效和服務質量衡量標準。通俗的來說,DRG的出現并不是以控費為目的,而以DRG為手段,來進行醫療行業的績效評估和運行機制考核,這也是 DRG被用來構建病例支付系統或者基礎預算配置系統的原因。一言以蔽之,DRG實行改變的是醫療機構的運行機制。

    20196月,有關部門印發了關于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付費國家試點城市名單的通知(醫保發201934號),通知要求各試點城市DRG系統2020年模擬運行,2021年啟動實際付費。標志著備受醫藥行業關注的DRGs將登上歷史舞臺。從根本上來說,DRGs付費方式改革對醫改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必將攪局醫藥行業發展。這是因為,醫藥終端市場運行機制的改革,必將對各類醫藥企業的不同產品形成了不同的市場操作策略,帶來醫藥市場格局的變化。

    六、企業財務合規壓力加大

    2019523日,財政部下發了2019年度醫藥會計信息質量檢查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核查的目的是剖析藥品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成本利潤構成,揭示藥價形成機制,為綜合治理藥價虛高、解決人民群眾“看病貴”問題提供第一手資料。從法律角度而言,企業費用支出的不合規并不代表就不合法;但是此舉對醫保局摸清醫藥行業費用流向,為后期針對性的改革舉措出臺奠定了基礎。

    2019126日,醫保局發布的(醫保發〔201967號)文明確將探索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對信用評價負面的企業,將采取限制參與集中采購、納入醫保基金重點監管范圍等多種方式予以約束;對嚴重失信的,可視情節采取暫停掛網等懲戒措施。20191225日,河北省醫療醫療保障局發布通知,調取河北94家省本級定點藥店的進銷存數據和財務數據進行核查。1230日,四川省醫保局組織開展價格異常變動藥品生產成本調查工作,調查藥品生產成本及相關的生產、經營、財務、產品流向和價格等情況。

    一直以來,醫藥行業的財務合規尤其是銷售費用流向問題一直備受爭議,醫藥企業為不合理醫療體系承擔了補充醫生的收入的職能;隨著醫療改革的持續推進和醫保凈化中間環節的改革舉措,醫藥企業的財務合規壓力持續加大。但是在此不得不說的,財務合規的本質是實現業務合規,而業務合規的根本是成熟健全的醫療服務體系,這必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醫療體系的完善過程可能未必符合預期,但是政策留給相關企業的時間相信不會太久。

    201912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與健康促進法》,從內容來看,法規除了對健康醫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應用的首次表述外,文本內容重申并確認了2009年以來衛健委主導醫改的系列政策做法,并將這些做法上升到了國家法律的角度外,并無特殊新意。就此而言,未來醫改在短期內仍然無法走出新醫改系列政策的烙印;醫保局以支付手段改革為抓手,主導的系列改革舉措決定醫藥行業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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